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艰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缔造的。毛泽东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开辟者、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央苏区时期是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实现历史性飞跃的重要奠基期，这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尽管从1932年1月至1933年2月间，先是因养病、后又随军赴前方参与指挥红军作战，没有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但他的廉政为民思想却贯穿在中央苏区时期始终。这期间他的廉政为民思想同整体范畴的毛泽东思想一样，也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这里对其作一勾勒。
一、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根源于党的宗旨
毛泽东参加了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他本要参加党的二大，但因故没能去成。在党的二大通过的11个决议案中，有3个文件讲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5、27页）对于党的这个宗旨规定，毛泽东不仅完全拥护，而且躬身践行。
1929年4月，红四军转战赣南进抵兴国时，为制订兴国《土地法》举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向兴国县委和各区委书记等参加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传达过中共六大精神，解释了土地革命的任务，号召每个共产党员要做“诸葛孔明”，成为无产阶级的参谋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用现在的话表述就是：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两主席”之后，更是将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视为苏维埃政府工作好坏的衡量标准。他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第139页）
这些思想在毛泽东到达延安之后，得到进一步升华，体现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两段话：“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1094—1095页）这些一脉相承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根基。
二、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核心，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央苏区近六年间，毛泽东始终要求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个思想集中荟萃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讲话中。他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还说：我们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毛泽东不仅这样要求红军指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他本人更是率先垂范。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故事，就是一例。1933年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到沙洲坝，毛泽东了解到该地严重缺水，离河又远，挑担水要走好几里，村民们只能饮用附近杂草丛生、浑浊不堪的池塘水。他非常担心村民的健康，找群众来商量能否挖井。在说服大家消除挖井的顾虑后，毛泽东带领工作人员同村民们一起挖井；还指挥大家用青砖砌井壁，用细沙、木炭铺井底。几天后，沙洲坝群众就喝上了又清又甜的干净水。这口井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井”，成为当年中央苏区执政为民的历史见证。
关于毛泽东为群众真心实意谋利益的事，我还有一次现场感受。2012年6月下旬我去才溪乡考察。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告诉我，毛泽东的调查很深入、很细致，不是一般地了解情况，讲些原则性的空话了事，而是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他说：毛泽东在溪西村调查时，陈美兰大妈对毛泽东说，她家暴动后分到的3间平房，发生火灾烧掉了两间。全家5口，她和老伴体弱多病，守寡的儿媳妇带着两个孩子，挤在一块住。家中又无劳力，生活困难，发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毛泽东安慰陈大妈说：天无绝人之路，我找乡政府帮你解决困难。当夜，毛泽东就召集区、乡干部开会，提出帮助解决陈大妈家的困难问题。干部面露难色。毛泽东对干部们说，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是党的两大工作任务。你们找群众商量商量，能不能开展一个村帮村、邻帮邻，一村帮一户，百人帮一人的互助活动呢？这使干部们茅塞顿开。第二天，在乡苏干部带动下，大家献工献料帮助陈大妈建房子。半个月后，陈大妈的新房就建好了。毛泽东在才溪调查不仅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而且还下田干活。当地分田后，有的村留有红军公田，由驻守红军为减轻群众负担自己来耕种。毛泽东到红军公田脱鞋光脚，下田跟红军战士一起插秧。可以说，毛泽东考察才溪乡是苏维埃政府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三、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主要指向是“两个反对”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廉政为民思想的内容很丰富，但其主要指向为“两个反对”。
一是反对贪污和浪费。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封锁禁运政策，中央苏区的物资极端匮乏。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觉悟，廉洁奉公，勤俭办一切事业。但是，也有少数人员受旧社会传统陋习的影响，以及农民小资产阶级固有的狭隘、自私特性，出现贪污浪费的行为。毛泽东非常强调反对贪污浪费。他在“二苏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指出：“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9页）如果说上面两段话是宏观之论，那么对于怎样节约，毛泽东还有很具体的指示。他与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项英签署的一道训令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同时要注意到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39页）这些论述，足见毛泽东反对贪污浪费态度之坚决。
二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看起来是工作作风问题，似乎与廉政建设无大碍。但实则不然，这两个主义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相背离，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对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群众耍官僚、发命令，怎么可能去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呢？不去掉这种作风，群众工作不可能做好。毛泽东对此有一系列重要论述：
——1932年11月，毛泽东在为政府起草的一个决议中批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49页）
——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中继续批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在这个报告中，他还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125页）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继续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苏维埃人员应该从对于民众的动员与对于民众的说服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不应该用强迫命令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46页）他还指出：“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0页）上述“两个反对”，为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两个强调”
对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是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有这么两点：
一是强调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素质。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为了使新党员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毛泽东特意要求积极分子入党应具备五项基本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812—813页）这五条中，有的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比如“不吃鸦片，不赌博”、“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等，作为入党条件怎么还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在当时，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人士和从旧军队过来的一些指战员，其思想进步、作战勇敢，但旧习未改。因此，要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改掉这些坏毛病。将这几条作为入党条件，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提出的能从组织上保证党员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意识到对苏区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学校，大力培养党员和干部。此后苏区相继创办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和其他干部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舆论的思想教育作用。当时中央苏区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报刊开展的。毛泽东经常通过这些报刊特别是《红色中华》发表关于作风建设的讲话和指示，积极推动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素质的思想教育。
二是强调检查和监督，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尽管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处于草创阶段，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努力进行制度建设，加强对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检查和监督。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说：“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如果说检查制度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和工作人员的，那么监督制度则有来自各方面的，而毛泽东那时主要强调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61页）
为了体现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监督作用，毛泽东强调通过选举吐故纳新，进优汰劣。他说：“全体选民同志都应该起来注意，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有官僚主义分子存在。必须使今年的选举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要使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经过选举到苏维埃来工作，而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这样才能“彻底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保证“苏维埃各个战斗任务的实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61页）
当然，中央苏区时期主要是战争岁月，进行连绵不断的反“围剿”战争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尽管很强调制度建设，但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也由于政权草创还缺乏经验，因而制度建设在某些方面难免还存在不健全、不切合实际的缺陷。尽管如此，当时强调的检查和监督制度，对于推动中央苏区的廉政及作风建设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五、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贯彻的重要途径是“两个深入”
怎样实现廉政为民思想的要求，特别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两个深入”。
一是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官僚主义之所以“官僚”，就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乱发指示，乱下命令，因而对工作造成危害。毛泽东倡导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既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也是克服官僚主义最有效的途径。这是他的廉政为民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初期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深刻地指出了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怎样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的方法。他说：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厌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去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在为总政治部起草的一个通知中毛泽东还指出，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因此，他强调：“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7—268页）“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7页）
毛泽东本人在中央苏区就做了许多实际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永新富农问题调查、吉水东墉村乡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调查、吉安土地斗争错误调查、吉安分青和土地出租调查、吉水木中村调查、兴国长冈乡调查、上杭才溪乡调查等。前八个是土地革命初期的调查，后两个是土地革命深入后的调查。这些调查都是为了制订正确的政策，及时纠正土地革命斗争中的某些偏差而做的。1933年11月，他率中央政府调查团到长冈乡调查后，在调查报告中强调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77页）上述调查不仅使毛泽东对中国的农村实际有了深刻认识，而且为全党端正作风树立了表率。
二是深入群众，解决民生疾苦。深入实际同深入群众，不仅是一致的，甚至是同一个过程。因为深入实际了解情况的对象，就是基层群众。官僚主义者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毛泽东为这种人画像道：红军中有一部分同志安于现状，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但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这说明，毛泽东也是将深入实际同深入群众视为同一个过程的。
事实上，毛泽东做实际调查时，有如前述，也非常注意了解群众的实际困难，帮助解决民生疾苦。他在《长冈乡调查》中称赞长冈乡干部们的工作说：“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8、312页）因此，他表扬长冈乡的干部做的是第一等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毫无疑问，他们也是贯彻毛泽东倡导的廉政为民思想的模范。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为民思想，有的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但其中的一些核心内容却为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党的廉政为民思想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今天，重温毛泽东当年的廉政为民思想，也能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提供历史之镜。
